现在位置: 首页 -> 佛教动态 -> 佛教动态 >> 正文 Cms
“第十一届吴越佛教研讨会”会议论文综述 详细内容
来源: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作者:杨冰华 时间:2014-5-1   

“第十一届吴越佛教研讨会”会议论文综述

【内容提要】本文是对杭州佛学院承办的“第十一届吴越佛教研讨会”会议论文的综述。本次会议主题为“佛教艺术与当今人文”,共收到宗教界、学术界近百篇参会论文,内容涉及佛教艺术各个方面。今依论文内容将其大体分为三组:石窟艺术、造像艺术、寺院壁画;写经、刻经、名物、宗教及文人书画;诗歌、文学、文化、音乐、舞蹈等。
【关键词】佛教艺术;吴越佛教;杭州佛学院
 
 
2013年12月25日—27日,由杭州市佛教协会主办,杭州市宗教研究会协办,杭州佛学院承办的“第十一届吴越佛教学术研讨会”在隆冬时节依旧美丽的西子湖畔举行。本次会议主题是“佛教艺术与当今人文”,也是杭州佛学院在连续举办十届关于佛教义理的“吴越佛教研讨会”之后第一次关于佛教艺术的学术会议,这在国内外佛教界都是先例。会议受到宗教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共有来自杭州佛学院、敦煌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云冈石窟研究院、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南京大学、西北大学、(台北)中国文化大学、重庆三峡学院、西北民族大学等单位及泰国、日本、英国等国家的110余位法师、学者参加。会议收到论文近百篇,除论文外,为了庆祝杭州佛教院艺术院首届学僧毕业,另收到杭州佛学院艺术院、中国美术学院、西泠印社等单位的学者110幅书画作品,在灵隐寺藏经楼举办了“汉传佛教艺术作品展”,让与会代表们近距离地感受了佛教艺术的魅力。今为让宗教界、学术界尽快了解本会议的学术成果,关注学术动向,就论文做简单陈述,因本人学识有限,特别是有关书画、义理、哲学等方面的知识严重欠缺,对诸文的认识恐难全面,不当之处,还请僧俗两界大德、方家批评指正,不吝赐教。
本次会议主要为有关佛教艺术的会议,所收论文多以寺院、石窟艺术为主,同时关注佛教绘画、书法、写经、音乐、舞蹈的文章也较多。同时,因杭州佛学院举办的往届”吴越佛教学术研讨会”多关注佛教哲学、义理方面问题,本次会议仍有相当部分的文章关注于此,为全面反映学术论文状况,今一并述之。
 
一 石窟艺术、造像艺术、寺院壁画
 
石窟艺术、造像艺术、寺院壁画等题材是佛教艺术的主体,相关论文很多。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大足宝顶山、杭州西湖石窟群、西南石窟群、永靖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等是中外驰名的佛教艺术宝库,对之研究的文章是佛教艺术的重头戏。
首先,关注敦煌莫高窟的有敦煌研究院科研处张先堂敦煌石窟与龟兹石窟供养人画像比较研究——以佛教史考察为中心》对敦煌石窟与新疆龟兹石窟中的供养人画像做了比较研究。在数量上,龟兹石窟现存有供养人画像的洞窟占总量的1/8,比敦煌莫高窟低很多,但出现僧人、男性供养人的比例高出莫高窟12.4、16.7个百分点,女性供养人比较少见,这与龟兹为小乘佛教而敦煌为大乘佛教有关;排列组合上,龟兹石窟以王族、贵族居多,僧人次之,少有女性供养人出现,敦煌石窟男女供养人以对称形式分开排列,多有龟兹石窟少见的僧人引导图像;姿态上,两地大同而小异,龟兹石窟中多数为两手分开,作不同动作,而敦煌石窟多为双手合什持物;发展演变上,龟兹石窟表现的宗教性,而敦煌石窟经历了宗教性向世俗性的转变。业师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沙武田《恶道取宝化城还是佛陀波利求法图——莫高窟第217、103窟主室南壁经变画研读札记》就莫高窟两窟经变画的定名补充了看法。莫高窟217、103窟南壁经变画长期以来定名为“法华经变”,新近日本学者下野玲子认为其应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业师认可此观点,另补充了五条新证据:两窟图像意境优美,不像“法华经变”中的“恶道”;核心人物身份为求法僧人而非世俗求宝人;出现西域式、汉式两座城,难以用“法华经变”解释;僧人座骑为毛驴而非“法华经变”中常见的徒步“疲极”;山水画面积也远超“化城喻品”在“法华经变”中的应有份量。敦煌研究院《敦煌研究》编辑部胡同庆《论北朝敦煌艺术中的于对称中求不对称美学特征——兼谈与当代艺术创作的关系》以北凉272窟、275窟,北魏254窟、257窟、260窟,西魏249窟、285窟,北周428窟、289窟等窟的图像、色彩等内容为例,高度概括了其造像“于对称中求不对称”的艺术手法。
有关云冈石窟研究的有云冈石窟研究院张焯《东方佛教的第一圣地》对云冈石窟的营建背景及意义做了宏观概括,认为礼帝为佛的新思维是北魏佛教兴盛的法宝;平城佛教中心的形成使石窟营建成为可能;北魏太武帝灭佛反向刺激了佛教的发展;西域造像风气的影响是平城造像的背景。北魏定都平城的时代对佛教的贡献表现在佛教为统治者服务观念的确立;僧官制度的形成与《僧制》的颁布;寺院经济的诞生与独立发展;僧团政治核心的形成与传承;武州山译经与《付法藏因缘传》;《华严经》的开始盛行;《四分律》的开讲等。另外,大同大学辽金研究所杨俊芳《云冈石窟飞天服饰研究》将云冈石窟的飞天造型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形象在头饰、上衣、下裳、飘带等部位都有变化,最终完成了由体格健硕、肌肉结实的印度飞天向身形清瘦、随风舞动的中国化飞天转变。
大足宝顶山的研究是本次会议的亮点,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邬宗玲试论大足民众的崇佛心理——以佛教造像记为中心的探析》关注了大足造像题记中反映的崇佛心理。从内容上看,造像记分为为亡者祈求冥福、自己及家庭现实幸福、发愿修行精进、希冀佛像有求必应、追求不朽功德等;并从对现实利益的追求、佛教世俗化倾向、天灾人祸的怖惧等方面对其原因做了分析。重庆三峡学院杨春雨大足宝顶千手千眼观音的艺术魅力》专门就大足宝顶千手千眼观音的艺术魅力做了阐述,认为其具有非凡的艺术魅力:体量巨大,气势磅礴;内容丰富,寓意深长;融合密教的威严、神秘、高深与亲切慈爱,八百三十只手或持物、或作印,或分、或合,姿态万千,大慈大爱之意倾于千手。南京大学、西南科技大学雷琳《大足宝顶<父母恩重经变>中的孝道观探析》关注于大足宝顶大佛湾“父母恩重经变”摩崖造像中的孝道观念,造像依据经典《佛说父母恩重经》镌造,以中间夫妇“投佛祈求嗣息”为中心,左右各五组造像,表现父母养育子女不易的生活场景,各有石刻题记,典型地表现了佛教艺术的世俗化和中国化;写实的艺术造型;突出故事的情节性是其主要特点,造像体现了已经中国化了的佛教教义。
杭州西湖石窟群作为中晚期石窟的典型,对其研究、关注也较多,如台湾中国文化大学陈清香文殊普贤菩萨在西湖石窟的图像表现》对造像中的文殊、普贤菩萨图像做了系统考索。陈文首先简述了有关文殊、普贤菩萨的经典与图像,重点就五代吴越国慈云岭七像龛龛楣七佛及文殊普贤浮雕、北宋飞来峰青林洞口卢舍那佛会图、元代飞来峰青林洞口华严三圣像、元代紫阳山宝成寺麻曷葛喇(Mahakala,大黑天)的图像做了分析,认为不同时期造像风格有很大变化,特别是宝成寺愤怒像文殊普贤像,反映了藏密在杭州的流布;文殊与普贤配置在不同的主尊两旁是杭州西湖石窟群的独特风格。杭州佛学院赖天兵《布袋弥勒像与飞来峰布袋弥勒和十八罗汉大龛》对杭州飞来峰第68号大龛布袋弥勒和十八罗汉造像做了深论。赖文首先考索了有关布袋弥勒的文献,认为其原型为成书于1004年《景德传灯录》中的“长汀子布袋师”,北宋崔白《布袋图》、杭州宝石山布袋弥勒摩崖龛为布袋弥勒像的早期“形裁腲脮,蹙頞皤腹”愁苦状。南宋时造像特征走向多元化,既有愁苦像又有喜乐像。飞来峰布袋弥勒作为主尊与十八或十六罗汉像组合是同类造像中的孤例。中国美术学院何鸿杭州古代佛教雕塑造像遗存现状调查》用饱含情感的文笔叙述了对杭州地区多达55处石刻、雕塑等造像遗迹的系统调查。此外,还在会场展示了收藏的有关敦煌壁画、塑像、黑水城佛像的照片,特别是今不存国内,可能是日本学者在新中国成立后拍摄的莫高窟照片,给我们提供了解当时石窟状况的珍贵资料,希望能够引起敦煌研究院等相关部门的注意。杭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王心喜试论杭州余杭南山摩崖造像群的地域特色》对杭州余杭南山摩崖造像群的地域特色做了分析。王文介绍了造像内容,总结为纪年明确、释道并存、造型独特三个地域特点;造像未见明清时期题记与元代对此地盛行白云宗的打压有关。
中国西南的四川、云南地区因其特殊地理位置较早受到佛教影响,加上其地形以石质坚硬的山地为主,便于石窟、佛像的开凿、雕刻,本次有成都博物院苏奎四川邛崃龙兴寺出土佛教造像的装饰特征》对四川邛崃龙兴寺出土佛像的装饰特征做了解读,佛像在唐代晚期表面鎏金,后于唐末五代宋初时表面施釉。龙兴寺佛像两次极具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的装饰反映了其两度兴衰。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蒋晓春《浅论嘉陵江流域石窟寺的分期》以纪年石窟为分期标准,将嘉陵江流域石窟分为南北朝后期、隋至晚唐、五代两宋、元以后四个大的时段。大理学院文学院朱安女《剑川石窟造像的空间布局与白族佛教信仰的世俗化》关注了云南大理的剑川石窟。剑川石窟分布在以石钟山为中心的三个区域,造像以白族信奉大乘佛教题材的佛、菩萨、天王为多,同时又融合白族民间信仰;南诏第一位国主细奴罗的全家福造像反映出南诏对历史的自我认同;佛陀、菩萨世界与世俗人生并列,造像中男女两性的对比,反映了白族造像的两极观念。
此外,四川考古文物研究院黄剑华《略论西域丝绸之路与石窟艺术》对丝绸之路与石窟艺术关系做了高度概况。汉唐以来,佛教东传,西域是佛教活动的昌盛之地,有翼天使是西方异域文化传播的典型代表。此外,犍陀罗艺术也从西域逐渐东传,对河西走廊石刻营建产生了重要影响。西域龟兹石窟、高昌千佛洞、河西大佛寺、安西榆林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敦煌莫高窟等石窟艺术是丝路造像艺术的代表性杰作。张宝玺炳灵寺第3窟藏传佛教壁画研究》深化了炳灵寺第3窟壁画的研究。该窟开凿于唐代,明初重绘了藏传佛教壁画,西壁南侧为阿弥陀极乐图,北侧为宝冠佛;南壁以佛龛为界分成三部分,西侧上层为七尊像,其下为千手千眼观音立像,上下佛龛中间为绿度母、上乐金刚;北壁西侧为释迦成道像,东侧为文殊菩萨像;前壁为千佛、二臂金刚、明王。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董广强《麦积山石窟宋元时期——两例佛教“装藏”物品相关问题讨论》对麦积山石窟修缮大佛时发现的装藏卷轴《金光明经》和有墨书题记的定州瓷碗做了分析。“装藏”护国、护世经典的《金光明经》,反映了宋金交战边缘下战争与离乱的历史状况。这种早期装藏行为形式和内容都比较简单,反映了“法供养”观念和佛塔天宫做法的共同影响。另外,其还对修缮麦积山98窟大佛时在胸前发现的“钱币璎珞”做了辨析,认为其应为表明造像身份的“钱币幡”。河西学院杜明奎甘肃张掖马蹄寺石窟群艺术探析》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张掖马蹄寺石窟,建筑形制上,马蹄寺石窟群分为大像窟、中心柱窟,以后者居多,对北魏乃至隋唐时期北方石窟产生了重要影响;塑像以佛、菩萨为主;壁画内容丰富,有千佛、十方佛、释迦多宝佛说法图等。
佛教作为像教,造像传统历史弥远。本次有关造像艺术的有重庆三峡学院杨雄敦煌归来不看佛——试论佛教造像的最高境界》概括了盛唐造像的最高境界。盛唐造像是佛教造像民族化、时尚化的杰作,创造了符合民族、时尚的审美境界;有不限于佛教意义的人类情感,是佛性与人性的结合,创造了佛性与人性完美结合的境界。四川美术学院大足学研究中心秦瑧、于春《长安与成都北周到隋代佛教造像交流》论述了北周至隋代时期长安与成都两地的造像交流。北朝晚期在长安形成了佛教艺术史上“粗短、丰壮”的样式,随着长安、成都之间往来僧侣而分布在沿途的广元、剑阁、绵阳等蜀道重镇境内。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刘闯略谈“笑”与“腲脮”、“ 蹙頞”之间的博弈——基于历史时期布袋弥勒形象的演化》对布袋弥勒的形象演变做了考述。布袋和尚的形象特征是“腲脮”、“蹙额”,这与常见的大肚笑口弥勒有较大差距,在民间塑像、画像等形式中都有反映,笑口大肚弥勒形象的出现也对佛教典籍的原始记载产生了巨大冲击,弥勒形象的微妙变化反映世俗审美与恪守原始形象之间的博弈。对此,南京大学博士王忠林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布袋弥勒的出现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其本身并没有特定原型。同时,杭州佛学院赖天兵认为民间信仰的布袋和尚其实就是弥勒佛。前述王忠林《故宫藏斯瓦特四臂佛像的图式研究》对北京故宫藏斯瓦特四臂铜佛像做了新的定名。长期以来学界多认为该造像为观音像,化佛与宝瓶是判定佛像的重要标识,但八世纪末波罗王朝建立以前,观音像中出现佛塔,弥勒像中出现化佛的象征意义一样。此佛像掌心向内手印称为“归命印”,是斯瓦特四臂弥勒造像图式中最重要标志。佛像上刻写藏文题记反映出其与8世纪初入藏弘法的莲花生大师有关,应是大师从斯瓦特带来的工匠在西藏所造。
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Ming Qing(明清)The Evolution of the Buddha Image Arts(佛像艺术的演变)从艺术角度对佛教造像发展过程做了总结,认为佛涅槃后至公元一世纪前,主要通过对代表佛陀的佛脚印、佛塔、法轮、金刚座、菩提树等形象的礼拜表达怀念和崇敬(before the first century, footprints, stupas, Dharma wheels, diamond seats, and bodhi trees were used to represent Sakyamini Buddha);贵霜王朝(Kushan Empire)时期,迦腻色迦王(King kaniska)敬造大量真正意义的佛像。造像在传播过程中又被当地信众在姿态、手印等方面做了不同改造,推动造像艺术的不断演变。该单位另一学者钟秋思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平民化》关注于佛教造像艺术的平民化趋势。随着佛教宗派的形成,给中国佛教思想带来变革,造像艺术也产生了平民化变迁,表现在创作者的平民化、艺术形象的平民化、供养人的普及,认为禅宗与净土宗是变化的思想基础。体现了古代艺术家的智慧,反映了人民内心追求;形成本土佛教造像风格,推动了佛教宣传;增加了佛教艺术多样性,推动了中国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庄明军陈磊青州地区佛教造像上的璎珞带有中国化的演变侧重于青州地区佛像上璎珞演变。璎珞在印度是富贵人家的常见佩饰,在青州地区造像中已经有了明显中国化趋势,玉璧形装饰和戴胜形装的加入是与印度造像原始璎珞最明显区别,这也是中国化了的璎珞最精妙之处。
此外,敦煌研究院、南京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谢成水《艺术与佛像》浅析了艺术与佛像的关系,同时以灵隐寺大雄宝殿大佛和自己塑造佛像的切身体会,表达了对当下佛像粗制滥造的不满。大同大学辽金研究所杨俊芳辽金佛教造像概述》对国内发现辽金时期佛寺、单体佛像、经变画等佛教艺术品做了概述。杨红军《张掖大佛寺涅槃说》对张掖的西夏大佛寺做了介绍。计锋当今中国艺术与传统佛教艺术》从宏观上对当下中国艺术发展做了反思。
佛教作为世界性宗教,在东南亚地区影响深远,本次有两篇文章对泰国早期佛教艺术做了关注。泰国摩朱拉隆功大学佛教学院(Mahachulalongkornrajavidyalaya UniversityVen. Dr. Phramaha Nantakorn Ket-in大作Art Forms during Sukhothai Period:Most Beautiful Buddhist Arts in Thailand泰国最美佛教艺术素可泰时期艺术形式)对泰国素可泰时期的佛教艺术从绘画(painting)、雕像(sculpture)、建筑(architecture)三方面做了论述。其绘画风格受到印度和缅甸影响,颜色多用红、白、黄,黑、红多用以突出手指;佛像多坐(seating)、立(standing)、行(walking)、倚坐(reclining)形式,可能是受到印度艺术影响的结果;建筑上早期受到高棉艺术风格影响,分为三种类型。该大学另一位学者Dr. Sudarat Bantaokul(马美玲)The Mon-Dvāravatī Art of North-Central Thailand(泰国中北部的孟族—堕罗钵底艺术)关注于位于泰国中北部湄公河河谷的堕罗钵底早期佛教艺术。该艺术指在泰国佛统府(Nakorn Pathom)、华富里府(Lopburi)、叻丕府(Ratchaburi)、大城府(Ayutthaya)、巴真府(Prachinburi)等地发现的不同于泰式与高棉式的别样造像风格,源于印度造像风格,同时融合当地艺术风格,并受到了高棉艺术的影响。
寺院壁画也是表现佛教精神的重要载体,本次会议论文对之关注的有乐山师范学院王斌《唐五代成都寺院壁画考》关注于唐五代时期的寺院壁画。此时成都地区寺院壁画出现兴盛局面,表现在人物画精品迭出、神佛画波澜壮阔等方面,这与“帝王风雅”、画壁者之间学习、斗法,名刹众多、粉壁面积较大等原因有关,其对僧人、寺院、普通信众、画家本人等众多群体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曾齐宝保圣寺:佛教山水塑壁之意境》对苏州保圣寺山水影塑的艺术手法做了探析。曾文首先介绍了唐代塑壁大师杨惠之生平、苏州保圣寺影塑的创制、修复及学界研究状况,认为其作为塑壁代表,有沉冥山水的宗教境界、人山辉映的自然境界等四种艺术境界。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谢玉莲北京法海寺壁画研究》对北京法海寺大雄宝殿东西两壁明代绘制的四大天王与观音、文殊、普贤三尊菩萨像做了介绍。中国美术学院公共艺术学院梁怡传统技艺在当代的复兴——以山西大同寺观壁画复建为例》分享了其参加山西大同灵丘觉山寺、阳高云林寺、浑源永安寺等多所寺院壁画修复工作的心得体会。
 
二 写经、刻经、名物、宗教及文人书画
 
敦煌莫高窟是一座佛教艺术的殿堂,藏经洞给我们提供了中古佛教艺术的珍贵资料,会议有关敦煌图像、写经的文章有中国美术学院张书彬隐形之链——中古敦煌地藏信仰传播形态之文本、图像与仪轨》以中古时期敦煌地藏菩萨信仰为例,对图像、文本在仪轨运行中的特殊含义和关联性做了解读,认为仪轨是信众修行和诸多佛教文化现象的载体,属于信仰的物质形式和行为模式,是佛教信仰活动中最直观、最生动、最具规范性和操作性的行为,其存在使图像与文本之间的关联性得以生动体现。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周慧《(Z031<大比丘尼羯磨>校录整理》对新公布日本中村不折收藏031号敦煌文书《大比丘尼羯磨》的校录。该号文书为六朝后期隶书书写的敦煌写经,内容繁杂,应为《大比丘尼羯磨》中《受戒法第二》的部分内容,书写风格与王羲之《孝女曹娥碑》有很大相似性。王丽心浅析古代佛门的抄经——以古代敦煌写经活动为例》略述了敦煌抄经生的功德及其活动、劳动报酬、抄经体书对中国书法的影响。
摩崖刻经是僧人及信众为了更好宣传和保存经典而将经文刻写于崖壁上的作品,对其关注的有南京大学雕塑艺术研究所、哲学与宗教学系尚荣《略论我国古代佛教摩崖刻经》对泰山经石峪、徂徕山、尖山大佛岭等六处摩崖刻经做了梳理,认为其为佛教末法观念和北朝灭佛运动催生下的产物,具有很高艺术水平。此外,泰山禅学研究所佟伟、山东大学医学心理学研究所赵群合写的《泰山经石峪摩崖石刻的佛学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简析》专门关注于泰山经石峪的摩崖石刻。文章首先介绍了摩崖石刻概况,从石刻《金刚经》的宗教情结、书法艺术水平作为判断标准,倾向于书法者为北齐僧人安道一的观点。经石峪摩崖石刻《金刚经》具有极高艺术价值,被称为“大字鼻祖”,提升了泰山名气与地位。大同大学云冈文化研究中心邓星亮佚经<佛说修多罗般若波罗蜜经>的流传》是对不收入佛藏的四川安岳摩崖刻经《佛说修多罗般若波罗蜜经》的考述,认为其流传时代跨度约为唐代开元年间前后的一个世纪;地域涉及中原、西北、西南,甚至吐蕃地区;该经对禅宗典籍《七祖法宝记》的形成具有相当影响,其中对佛陀涅槃后采取“发向尸陀林”做法与提倡林葬法的三阶教或许有一定关系。
名物研究需要广博的学识与敏锐的眼光,学界少有人致力于此,可喜的是本次有四篇佛教名物的大作,南京大学儒释道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吕昂汉传佛教坐禅用具之变迁及其艺术化》对僧人坐禅用具做了考索。在印度佛陀于吉祥草上成道,诸比丘以草为垫,传入中国后,因该草较为少见,僧人们以蒲草编制坐垫称为蒲团;佛陀制作坐具以保护禅者和用具,后也用于礼拜;原始佛教以绳床坐禅,传入中国后被称为“禅床”、“禅椅”,至今流行。王敏庆吴越王金涂塔形制渊源考辨》对吴越王金涂塔形制渊源做了考辨。阿育王所造八万四千塔原型应为印度桑奇(Aanchi)塔式的覆钵形塔,而吴越王钱俶仿阿育王事所造八万四千金涂小塔是在中国古塔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宝箧(印)塔,西晋刘萨诃在明州发现的阿育王塔形制更接近新疆流行的高覆钵塔。吴越王钱俶所造塔上刻写“八万四千塔”题记是民间将之称为“阿育王塔”的主要原因。中国国家博物馆霍宏伟研究员《隋唐五代时期佛塔地宫出土钱币略论》对隋唐五代时期佛塔地宫出土钱币类型和特点做了概括:钱币是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的重要部分,隋至中唐时期,出土数量较少的流通货币,隋时仅放置在石函和瓷罐中,唐时放置在器物、甬道、台阶上;晚唐五代时期,出土钱币数量增多,范围扩大,甚至还有意放入地宫墙缝里,专门用于供养的厌胜钱也有发现。洛阳文物考古研究院程永建洛阳神会塔基出土文物及相关问题》简述了1983洛阳龙门禅宗七祖神会塔基出土的铜器、宝相轮盖盒、银盒等物品及其在神会研究及禅宗南宗的意义。
佛教作为影响中国社会的主要宗教之一,以之为题材的书法、绘画作品很多,文章有日本驹泽大学胡建明(法音)《论现存日本的中国曹洞宗高僧顶相——以云居道膺、天童宏智、天童如净和宝庆寂圆为中心》对藏于日本的四幅中国曹洞宗高僧像做了解析。顶相指禅僧的全身肖像画,由唐代以前半身肖像画“真”发展而来,多用于高僧亡后祭祀、年祭、追荐法会场合,日本曹洞宗寺院藏中国唐云居道膺、天童宏智正觉禅师、天童如净禅师和宝庆寂圆四幅顶相是宋元时期典型之作。王栋《略论戴进<禅宗六代祖师像>》对明代画家戴进的禅画做了考辩,其文从戴进的禅画因缘、时代和风格、禅宗思想三方面做了阐述,认为《禅宗六代祖师像》在融合南宋马、夏画风基础上,创造了对角线分割画面的构图法,应是戴进离开宫廷画院后技艺精湛的中期作品。王霖贯休<十六罗汉图>——以杭州西湖圣因寺藏本为线索》以唐贯休《十六罗汉图》为例,对长期以来的摹本、赝品负面评价做了重新解读,认为正是由于这些摹本才使美术史生生不息。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郑儒儒禅林“墨戏”(之一)——论“禅画”是近现代新造概念》对最近各地渐热“禅画”一词的演变做了梳理,“禅画”一词由日本学者创造而来,日本临济宗禅师铃木大拙指出禅宗是影响日本水墨画的关键因素,20世纪八十年代由台湾学者吴永猛、陈清香等人引入中国,美国学者高居翰(James Cahill)第一次将“禅画”归入美术史的范畴。中国美术学院王一飞《简述中国传统释道人物画的流变》对中国传统儒释道人物画及其背后儒释道精神支柱做了浅述。周晶中国佛教绘画研究》概述了中国佛教绘画的历史概况,将佛教绘画从题材上分为尊像画、经变画、曼陀(荼)罗画和佛教文人画;时间上分为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南朝、十六国北朝等六个相对独立、各有特色的阶段。
水陆图像作为宗教界做水陆道场时使用的宗教画,近几年来逐渐被社会关注,本次关注的有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苏金成宗教艺术的辉煌巨制——关于水陆画艺术特征与价值相关问题的探讨》对水陆画的粉本、形式、艺术特征做了浅述,介绍了山西宝宁寺卷轴和河北毗卢寺壁画两种形式水陆画的图像内容,分析其因果报应、超脱思想等宗教思想和信仰传播、修行劝诫、崇孝扬善等教化功能与社会意义。重泰寺水陆画“三教合一”特色之分析》对河北蔚县重泰寺水陆画做了新解析。孟文首先简述了水陆法会与水陆画的功能与历史,后概述重泰寺历史,认为此清代水陆壁画题材是融合儒释道的三教题材,是官方政策、佛教教义的包容性、民间信众的功利性心理共同影响的结果。拙文《河西水陆画“水陆缘起图”北水陆法会图考》对民乐县博物馆馆藏一幅水陆图像的绘制仪轨做了考述,认为抄写的《水陆缘起文》与新发现失藏于藏外的北水陆仪轨《天地冥阳水陆仪文》几乎完全一致,由此得出该图像为北水陆法会图像的结论;另通过与首都博物馆藏明代宫廷水陆画比较,认为二者绘制粉本或有一定渊源关系。
佛教有独特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对信众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对文人信众的创作在无形之中打上了宗教烙印,对此关注的有华东师范大学叶宪允元朝杭州普应国师中峰明本禅师的柳叶书》关注于元代国师中峰明本禅师的“柳叶书”。中峰明本为元代禅宗一代宗匠,生前被尊称为“江南古佛”,工于书法,自成一系,号为“柳叶书”,对后世书法艺术影响深远。四川王仿生试论王文治书法艺术中之禅意》解析了清代乾隆时书法家王文治书法艺术中的禅意。
对绘画艺术关注的有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赵超佛教禅观与山水画起源——宗炳<画山水序>佛教修身因素的再探讨》以南朝宗炳《画山水序》为例对佛教禅观与山水画的起源做了深入发掘。中国山水画的起源标志是“画山水”观念的形成,其背后的哲学观念并非“庄学”或“道家”,而是佛学和玄学的二元结构。宗炳《画山水序》作为中国首篇画论,具有深刻的佛学思辨色彩,这与他的佛学素养分不开;“观山水”作为佛教禅观推衍出的修身方式,给“画山水”或山水画提供了正当性。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徐玉红、赖骞宇《史籍中的巨然及其山水艺术略释》对国画南宗代表画僧巨然的生平及其艺术风格做了浅析。其考析文献认可巨然为锺陵人的说法。巨然与其师董源合称“董巨”,二人作品较多,艺术风格很高,对后世影响宏博深远,成为山水作品评价标准。中国美术学院代娜董其昌与晚明士大夫的游戏禅悦生活》关注于晚明文人董其昌。他在画论上提出的“南北宗”说,构建了山水画家传承体系,造就了一个数百年稳定的画坛格局。但事实上,晚明士人禅儒不分,以禅宗概念讲心学观点时有发生,使其投身游戏禅悦生活。与泰州学派相比,他秉承宋明理学框架下山水画精神传统,确立了心学形态的山水画论。其“南北宗”说实质是心学之于绘画。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王路<护生画集>与之信仰的世界》对弘一法师、丰子恺创作《护生画集》反映的信仰做了考述,二人以人世间大爱为信仰,创作的《护生画集》可以说是儒释道三家思想的融合和升华,其以生动活泼的语言架构起人间真情,达以“道”的境界,融以佛家“善爱生灵”、儒家“爱人”思想以求护佑苍生。台湾法鼓山弟子、旅法画家杨雪梅《草木纵生》以诗意的文笔描述了其充满佛教哲学意味的画作,此外,还介绍了台湾法鼓山的弘法事迹。
 
三 诗歌、文学、文化、音乐、舞蹈等
 
佛教发达的思辨性给文人诗歌、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泉,本次相关文章有广西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刘宣廷袁经文论佛学心性论对谢灵运山水诗艺术表现形式的影响》就佛学心性论对谢灵运山水诗的影响做了解读。心性论是佛教文化的重要概念,谢灵运一生与佛教有不解之缘,佛学造诣深厚,其山水诗的意象在“韵”、“律”、“味”方面都体现了佛学心性论。钱寅梅枯鹤去人何在,冷彻孤亭月四更——浅论彭绍升诗歌艺术》对清乾隆时期对江南文人群体中具有影响力彭绍升之净土思想做了发掘,认为其思想以调和儒释、汇归净土为主,这也深刻影响了其诗文创作。随着其佛教信仰的深化与佛学造诣的提升,诗文风格也不断转变,后期咏吟情性的诗歌染上了浓重的佛学色彩。中北大学出版中心温新瑞《中唐诗僧皎然送别诗意象论》对中唐“清雅诗僧”皎然送别诗的意象做了分析,皎然诗学体系是三教并蓄,具有三教融通的特点,其诗歌既有伤春悲秋、隐士君子、归人等传统意象,同时又有充满禅意的明月意象,心灯为中心的灯烛意象,东山、西山的禅隐者意象和浮云、闲云的禅心意象。荆州市图书馆刘青禅宗美学意境与王维山水诗》简述了唐代有“诗佛”之称的大诗人王维生平,认为其山水诗歌中饱含空明、宁静、淡素的禅意。扬州大学文学院宋展云《支遁逍遥新义与山水玄言诗的兴盛》就东晋高僧支遁与会稽名士的玄谈及在其逍遥新义影响下出现的山水诗作了讨论。
除诗歌外,关注佛教对文学作品影响的有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李万进试论佛教生命观与<红楼梦>艺术意境的关系》论述了佛教生命观与《红楼梦》塑造悲剧艺术意境的关系。武汉大学《测绘信息与工程》编辑部胡晓明敦煌写经传统在<红楼梦>中的表现》探索了名著《红楼梦》里的写经传统。最初僧人抄写经文是为弘扬佛法,后僧俗人为做功德而抄经。《红楼梦》里的贾府是信仰佛教的世界,其抄经活动继承了敦煌写经传统。罗二红“禅宗”对川端康成<雪国>的影响》侧重于禅宗对日本大文学家川端康成《雪国》的影响。罗文首先介绍了川端康成的生平,分析其大作《雪国》以悲为美、意境美、虚无的文学艺术,这是禅宗思想影响的结果。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姚彬彬济公文学形象中的禅宗思想意蕴探析》则对济公文学形象中的禅宗意蕴做了探析。济公佯狂化世,貌似疯癫实则慈悲化世的形象体现了禅宗的入世性思想;同时,这又与禅宗五祖分灯后修行风格纯任自然、任性逍遥的机锋符合。
对佛教的传播、信众、佛典、饮食等关注的有敦煌研究院杨秀清宏文《佛教的大众化与唐宋时期敦煌大众的佛教知识与思想》就学界对中古时期佛教研究状况提出了新的思考,认为此时佛教有一个大众化趋势。杨文首先阐释了“大众化”、“大众佛教”的含义,另在信仰群体、内容、目的、方式等方面总结其特点;并从造像供养、写经供养、布施供养、出家为僧、参与祈福攘灾法会等方面,分阶层论述了世俗及社会上层、出家僧众、普通群众的佛教生活。因果报应、转世轮回思想成为基本佛教知识,导致净土和冥报思想流行;功德思想;神祗崇拜;“孝道”等中国化了的佛教伦理成为民众伦理;追求现世人生幸福等方面反映了敦煌大众的佛教知识与思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张子开傅翕:中国最早被公认的弥勒化身》对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自称、且被当时和后世所认可的弥勒化身傅翕做了关注。张文先简述了弥勒化身的由来,傅翕弥勒化身大致经历了嵩头陀启发、自己信从、弟子信从、化导亲戚、广为宣扬、梁朝认可、弘法暗示、持续宣扬的过程,在其逝后徐陵奉诏写的傅翕《碑文》标志着官方对其弥勒化身的认可。陕西宝鸡文理学院哲学系宇恒伟西谛本<易筋经义>与武术文化的弘扬》对郑振铎收藏的《易筋经义》做了解读。《易筋经》被附会为菩提达摩的作品与禅宗祖庭少林寺的武术影响有关,几乎所有的《易筋经》都贯穿着精气神合一思想,这与道教观念的渗透始终,与养生、武术相混杂,逐渐固定为内家功夫,衍生出基本的武术套路,后世将之与众家功夫流派结合,使其得到发扬光大。江苏尼众佛学院顾珏从“煿金煮玉”看宋人的食笋艺术》对宋人食笋的饮食文化做了简述。宁波市工艺美术学会杨古城中国佛教文化的地域特色研究——“四明三佛地探析》关注于被称为“四明三佛地”宁波的哑女与维卫佛(毗婆尸佛)、阿育王寺与舍利塔、弥勒佛化身的布袋和尚等佛教文化。慧云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对民间艺术特别是佛教文化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提出了创想。金波基于旅游视角下的佛教文化》从旅游角度对佛教文化做了阐述,佛教观光活动的开展可以确保某些对朝圣者或者普通观光客有吸引力的佛教艺术得以保存。
对佛教及其艺术从哲学高度做高屋建瓴概括的有殷杰佛教艺术的美学超越——佛教雕塑、诗词、书画艺术的美学的超越》论述了佛教艺术的美学超越,在雕塑艺术中体现为中国化、现实化、民族化、意象化、女性化;在诗词中体现在浪漫性、想象力;重视意象、意境;主张顿悟等;在绘画上表现为有法、无法;简淡、壮丽;神似、形似等方面。正是禅宗思想促使佛教艺术的美学超越。贵州大学哲学系罗同兵佛教所谓“乐见颠倒”的美学意蕴》以佛教“迦叶起舞”故事引出“乐见颠倒”的美学意蕴。该单位另一位学者邹林珊太虚的佛教美术辩证观》对太虚大师的佛教美术观做了分析,认为他的美术思想以佛教智慧为灵魂,具有“空中道”的佛教辩证法特色,以唯识理论辨析“直觉”,倡导直面真实的“艺术化的人生”,努力使生活艺术化,这些都是现代美术教育应该汲取的宝贵智慧。
此外,宁越林泉高致——逸、神、妙、能》以饱含深情的文笔对当下社会人文缺失现状做了深度思考,认为传统绘画作品的评论标准“逸、神、妙、能”已经超越作品本身,上升到了人的精神层面,并探讨了由于东西方精神修炼法不同而导致了二者在艺术领域的差异,呼吁我们对当下社会发展路径有所反思。孔令伟《“观念的拟人化及相关问题》基于东西文化对比角度,对西方图像学前辈贡布里希“观念的拟人化”观点做了解析。
音乐、舞蹈也是佛教传播教理的重要形式,对此关注的有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杨家刚乐以导和:南传、汉传佛教与儒家、道教音乐观比较研究》比较研究了早期佛教与南传佛教、儒家与道教的音乐观,认为汉传佛教呈现出儒家、道教以乐导和的独特音乐观。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周钟佛学视界中的音乐研究、创演与教育》关注于佛教与音乐的关系。音乐之于佛教有独特价值,在当代逐渐被重新重视起来,学者开始运用佛教视角研究音乐哲学;居士开始进行佛教音乐的创作、表演;僧团开展对佛教音乐艺术教育、传承的尝试。此外,其还拟定了《佛教音乐》三篇七章的课程大纲,这对于佛教音乐的开展有积极意义。马来西亚佛教弘法会胡元翰马来西亚佛教歌曲艺术发展》以星云大师、苏曼迦罗、邱宝光居士等人为例,对马来西亚佛教歌曲的发展做了简述。杭州佛学院本戒法师《天纳传中<寺院音乐>中国音乐家协会编考察译介》是其对日本天纳传中的《五台山寺院音乐考察》一文的翻译和介绍,该文以汉传寺院的勤行本(功课本)为线索,结合《佛教念诵集》、《禅门日诵》等资料,对中国寺院佛教唱诵的内容和仪轨做了总结,同时还对五台山黄庙和青庙的唱诵做了介绍。嘉应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孙博佛教白话诗与佛教歌曲》探索了基于古体诗的佛教诗和基于梵呗的佛教歌曲通俗化过程。此外,云南师范大学佛教研究所彭雪丹佛教舞蹈艺术的历史与传承中的生命性》简述了佛教舞蹈的历史发展概况,认为其传承中饱含着生命性。
 
四 总 结
 
本次会议是佛教界举办的第一次有关佛教艺术的大型学术会议,虽然部分文章与“佛教艺术与当今人文”的主题并不太契合,但总体而言还是大致体现了学术界、宗教界对佛教艺术研究的真实概况。对此,笔者在浏览学习前辈成果基础上也萌发了一些浅薄的想法,列之于下,以求抛砖引玉。
1.就研究对象而言:石窟作为佛教艺术的主要载体,其壁画、雕像、塑像、建筑等题材是佛教文化的历史遗留,本次会议所收文章,有关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重庆大足宝顶山等石窟的研究无疑涂抹了最为绚丽的一抹亮色。此外,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张掖马蹄寺石窟、四川中小石窟群、杭州西湖石窟群等都有文章涉及,但关于中原地区特别是洛阳龙门石窟、巩义(县)石窟、小南海石窟、响堂山石窟、天龙寺石窟等知名石窟未见相关文章,给本次有关石窟艺术研究的会议留下了不少遗憾。
2.就研究主体而言:佛教作为像教,图像艺术的研究理应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目前佛教界重义理而轻图像的现象不独汉传佛教有之,或许这与僧人们修行精进的目的相关,杭州佛学院有先见之明,在宗教界率先开展有关艺术方面的教育。会议期间,还在灵隐寺内展出佛学院艺术院学生书画作品,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但客观来讲,在图像艺术的研究方面,佛教界似乎还可贡献更多,但须注意信仰造成研究中思维的不适。
3.就研究方法而言:佛教艺术作为弘法的载体,其本身承载了一定的思想内涵。目前随着学术专门化的深化,学术界对图像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图像本身,很少从思想、义理上探讨其背后隐藏的深义。因学者们储备的佛学知识有限,这有很大的难度,在此方面,台湾学者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如果宗教界、学术界可以优势互补、各尽所能,那么,对图像艺术的研究定是无量功德。
愿僧俗两界早日浇灌出绚丽的艺术之花。
 
 
 
 
 
作者简介:杨冰华(1988年—),男,河南省濮阳县人。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方向为中国历史地理、佛教美术史。
 
 
 
上篇文章: 系列讲座:走近现象学
下篇文章: 已经没有了
相关文章
    没有相关文章

推 荐 阅 读

阅 读 排 行
专 题 列 表
仿网站仿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