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3日星期六上午，杭州佛学院法云讲堂第24期邀请浙江大学历史系孙英刚教授，以《唐代长安的佛教信仰与寺院饮食》为题，为我院师生与来宾分享他对于六至九世纪隋唐佛教寺院的相关研究。讲座由我院存德老师主持。

孙教授在讲座一开始，指出唐代时期，虽然李唐皇室对于道教很推崇，但这也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期。隋唐长安城区别于其他时代的城市，最为重要的特点，是其带有强烈的佛教都市特征，林立的寺院在城市生活中扮演着前所未有的角色。在长安城的布局中拥有一百多座寺院，道观大概只有十座，佛教建筑占据主流。虽然佛教是外来宗教，但在南北朝后期是已经是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佛教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在隋唐时期是最为清楚的。佛教几乎引导当时主要的文化潮流，比如音乐、绘画、雕塑、饮食等方面，都是与佛教息息相关。

本次主体是从戒律的角度来看待隋唐寺院的饮食习惯。因道宣律师（596-667）是长期居住在长安的高僧，是长安寺院生活的经历者和见证者，同时又是寺院戒律的集大成者。故主要以其著作作为参考依据，比如《续高僧传》、《量处轻重仪》、《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广弘明集》等等，都大量保存了关于长安的记忆，是我们理解长安寺院生活的重要史料，而不能仅仅将其视为佛教宣传。讲座内容主要可从下列七个方面来看

一、佛食与僧食：三宝物不得混用

三宝物指属于佛、法、僧三宝的财物, 分为佛物、法物、僧物三种。一个重要原则是：三宝物不得混用。佛、法、僧物中，都包括饮食、花果、菜蔬等，但供养的对象不同。

直到9世纪后期，敦煌寺院财产仍分为两部分：（1）“佛物”，（2）“常住财产”或“僧物”。它们不得互用，因此分别由两个不同的机构管理，分别名为“佛账所”和“常住所”。

二、盗用佛物后果很严重

道世引引《佛说因缘僧护经》佛祖告僧护云：“汝见须曼那华柱者，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当供养剎柱，四辈檀越以须曼那华油用供养佛，比丘减取，以为己用。故堕地狱，作大须曼那柱火烧受苦，至今不息。”

道世在甚至谈到碰到盗贼如何处理佛物：“若塔僧物，贼来急时，不得藏弃佛物，庄严佛像，僧座具。应敷安置种种饮食，令贼见相。若起慈心，贼问比丘，莫畏出来，年少应看。若贼猝至，不得藏物者，应言一切行无常。”长安曾发生很多盗劫佛像等物的事件，我们或可踹度，其中偷盗佛食，应该也是其中一类常见的罪行。

三、僧食的性质与鸣钟而食

敦煌宝藏的一篇《四分律杂抄》给“常住”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常住，谓僧众厨、库、寺舍、众具华果树林、田园、仆、畜等，以体通十方，不可分用。”“常住”是“僧物”的同义词，意为僧人的财产。僧食，也是常住之一，尽管其置于特定寺院之中，是十方僧众所共有的财产。

当寺院中举行斋会时，一旦当饭煮好，便敲钟和击鼓，这就是因为十方僧人在这类财产中都有自己的份额。僧食为十方僧众共有财产，所以若一个寺院的僧人不打钟而进食，则是侵犯僧伽常住资财，故与盗窃无异。

四、不遮客僧

楗椎又作揵槌、揵迟、犍稚、揵植、揵锤、犍地，与鸣钟、击磬是同样的功能，道宣在其《行事钞》和《量处轻重仪》中反复强调，不打钟食僧食者犯盗，“若客比丘来，旧比丘不肯打磬，客僧自打食者无犯”，“若至空寺，见树有果。应打楗椎，无者下至三拍手，然后取食，不者犯盗。饮食亦尔”。将僧食拿回自己僧房之中犯盗，这是佛经反复阐述的内容。

五、持斋、解斋、破斋

佛教坚持斋食，过午不食，称为“持斋”。“斋”，又作“时”。“斋食”也因此又称“时食”。斋者谓不过中食，也即正午以前所作之食事。若因特殊情况而解除这一饮食戒律，在“非时”也进食，“非时而食”，就称为“解斋”。主动解斋和破斋之间的界限实际上是很微妙的。在长安，不存在主动解斋的问题，不管主动还是被动，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被认为是破斋。破斋是非常严重的。在中古时期广为流传的《佛说善恶因果经》：“今身破斋夜食者，死堕饿鬼中，百万万岁不得饮食。”

六、僧食种类

僧食包括四种：时药、非时药、七日药，和尽形药。道宣《量处轻重仪》：“现在四药，谓时药（米、面、酱、豉、曲、菜）；二非时药（诸果清汁）；三、七日药（酥、蜜、油脂）；四、尽形药（盐、酢、椒、姜及五石、三建等）。道宣长期在长安生活，他对僧食的理解和表述，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反映了长安寺院的饮食情况。这一点也被其他记载所证实。

水果是长安寺院的重要食物来源。水果是时食的重要成分，可以与面、饭、饼、菜一起食用。同时，水果又可以制作非时浆，在过午之后饮用，为僧侣补充能量和营养。

七、俗人随僧就斋

隋唐寺院的进食制度是聚餐制，S. 4707号文书记载了僧官马法律有房舍和厨房。而长安的寺院，文献所见，不论国家大寺还是需要自己求施的小寺，都实行聚餐制。所谓“鸣钟一响，遐迩同餐”。长安作为帝国首都，从各地来应试的举子、选调的官员、求利的商人等等汇集于此。可以想见，到佛寺吃饭，随僧就斋的俗人更多。

“韦令公昭度少贫窭，常依左街僧录净光大师，随僧斋粥。净光有人伦之鉴，常器重之。”选人王立调选入京，寓居大宁坊，“穷悴颇甚，每乞食于佛祠”。“刘相国瞻任大理评事日，饘粥不给，尝于安国寺相识僧处谒餐。” 可见俗人到寺院随僧就斋，是非常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长安城中的一道风景。

长安城是隋唐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中心，其区别于其他时代城市最为重要的特点，是林立的寺院在城市生活中扮演着前所未有的角色。这是一个神文主义的时代，几乎所有的社会和文化现象，乃至人类的心灵世界，都笼罩在佛光的照耀之下。佛教寺院的日常生活和戒律，不但使其成为长安城中带有神圣色彩的空间，区别于剩下的世俗空间。同时，佛教寺院引领的时代潮流，又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整个长安城的生活场景。

任何的政治、社会、文化现象，都有深刻的信仰、知识，和思想背景。佛教所宣扬的六道轮回、因果报应的思想，是长安居民心中重要的行事依据。笼罩在这种宗教氛围下的长安居民，相信在现实世界之外，存在一个六道轮回的宗教世界。他们的心灵不但生活在现实的长安，也生活在想象里的长安。两个部分拼接的长安，才最接近真实的长安。